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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2页）

官员选拔之对比

汉代小吏的升迁路径是很宽的，他们可以做到两千石大员。

自隋唐有了科举制以后，对县级以上的官员，资格上有了严格的规定。

这样有利有弊，弊端是仕进途径太过于严格，一些有本事的基层小吏，由于科场失意，只能沉沦于底层，心生怨愤或者完全靠蒙蔽官员、敲诈百姓为生存之道。

但科举制延续千年，对政权稳定利大于弊，这种严格的资格考试至少杜绝了地方政治权力掌握世家手中，避免官员和富商子弟靠关系和金钱，随意进入官场。

以明清为例，出任知县的大多是新科进士，知府以及更大的官员，大多从知县级别的官升迁上去的。

很少一部分声望很高而幸运的生员和举人，可以通过&ldo;拔贡&rdo;&ldo;大挑&rdo;的方式进入仕途，担任县令这样的低级官员，但程序异常严格。

因此，除了现代制度下的选举，科举应当是程序相当公正的官员选拔形式‐‐而民选为主的现代制度下，也是选票和考试相结合，地方主要首长是选举，大多事务官是通过考试的&ldo;科举&rdo;产生。

科举之路是很艰难的，举人以上（包括举人）的功名一律通过考试，很难恩荫。

它的好处是通过考试手段打破个人、家族对权力垄断，除了皇帝以外，其他的职位都是开放的。

&ldo;父子五进士、祖孙三尚书&rdo;之类的家族毕竟是异数。

海外史学家何炳棣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明清社会阶层构造具备相当的流动性，明代进士中出身三代平民之家者占总数一半，明清五百五十年间，三品以上能享有&ldo;荫&rdo;的特权家族的子弟所占进士尚不足总数百分之六。

因此，我们看到，《红楼梦》中因军功起家的贾家，高层权力斗争固然加速其败落，但几代子孙少有人通过科举仕进，那么这样在政治地位上吃老本的大家族也必将慢性衰亡。

反观今天，县委书记、市委书记这类在政治结构中非常重要的职位，其标准说起来要求非常之高，政治素质、业务水平、个人品德都得出众，但这些标准是虚的，可操作性不强，唯一的刚性标准：他必须是执政党的一名党员。

因为根据宪法，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执政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所以担任地方党委要职的人，理论上讲不需要什么资格，谁都可以当。

一旦没有严格的准入资格限制，谁能担任那个职务，名堂就更多了。

如果不凭严格的考试取得资格，而选举又不够公正公平，则通过非正常方式取得官职的&ldo;备选人员&rdo;则必然基数大、门槛低，那么出身世家、父母当过大官的子弟，或者手中有钱的人，取得市委书记、县委书记这类职位的可能性，比明清时代的官宦子弟、富商子弟容易多了。

过去的捐官，多是候补资格，而且被正途出身的看不起。

如今没有&ldo;正途&rdo;、&ldo;别途&rdo;之分，大家都是上面提拔的。

近些年来，对官员的学历，组织部门有所要求，但今日取得大学文凭的难度和古代科举是不能相比的，尤其各种党校的文凭也管用，即使此条途径被堵死，在官学一家的今日，官员在职取得博士学位也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