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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宋朝和日本的平等往来（第2页）

听着听着，宋太宗原本一脸轻蔑的神情，被替换上了羡慕的颜色。

“说是岛夷，可人家的皇室千年不变万世一系，就连臣子也是世袭延绵，从无断绝，上古时代圣人治国，也无非就是这样的吧？再看看我们这里，自从李唐分裂以来，短短的几十年里有多少人以一介臣子的身份篡权夺位登九五之尊？又有多少大臣贵族能做到嗣续不绝的？”

事后，赵光义对身边的臣子如此说道。

在他看来，虽然日本就国土国力和大宋相比是个不折不扣的蕞尔小国，可对方的治世模式，堪称是自己心目中的典范——皇家万万年都是皇家，大臣八辈子都是大臣，有福共享，天长地久。

这次会见使得赵光义对日本的印象瞬间大为改观，从原先开口闭口的岛夷一下变成了“古风君子之国”

。

同时，整个国家上下，也延续了之前隋唐时候那种与日友好的空气。

对日本而言，这当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平安时代后期的日本，因为看惯了中国内地的战火纷飞，所以普遍有一种“外面那么乱，还不如我们关起门来自己搞，免得跟着遭殃”

的观念。

同时朝廷也有政策，规定一般日本人不许出境，能够自由出入国内外的只有两种人：第一是商人，第二是僧侣。

这也是代表了当时日本权利最高层所希望从中国得到的东西：利益和文化。

如果说宋朝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往来与前朝有何不同的话，应该就是“平等”

。

宋朝之前，无论隋唐魏晋，日本在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永远都处于“受”

的一方，要么是直接得到了赏赐宝物，要么是学到了文化和技术，他们只是得到，却不能给予中国什么，因为当时的两国实力对比过于悬殊，日本没有什么东西是强大的中国所必需的。

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至少在宋朝之前，中国可以没有日本，但日本却离不开中国。

而宋朝建立之后，随着日本本身的日益强大，其对中华文明的需求开始变得逐渐减少，但另一方面，虽说中国尚且还远远没到把日本过来的东西当作必需品的地步，可也确实已经开始对日产商品有了一定的需求量。

双方一拍即合，贸易交流就这么被搞了起来。

宋朝时管对外生意的机构叫“市舶司”

，而日本那边则在九州大宰府下设立鸿胪馆，用于国家官贸。

只不过真的操作起来的时候，两边基本都不怎么走官方路线，而是多为私人贸易，尤其是日本，跟宋朝的生意往来几乎九成以上是在私人领地里完成的。

国贸变私贸，朝廷的所得利益自然就大大减少了，不过这绝非是中央照顾地方，而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

因为中央无权。

再说得精准一些，是天皇无权。

其实早在当年藤原基经横空出世把持朝政数十年起，天皇的大权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旁落到了藤原北家的手里，多年来藤原一族的人几乎代代都担任关白一职，然后替天行道独揽大权，全然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学界俗称“摄关政治”

。

摄关政治的登峰是在长德元年（公元995年），那一年藤原北家的藤原道长出任右大臣以及藤原长者（等同于一族族长），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专政，而他的儿子藤原赖通，15岁就当上了正三位右近卫少将，30岁出任关白，独掌乾坤到76岁，实在是老了玩不动了，才辞去了一切职务顺便在延久四年（公元1072年）时以81岁高龄出家，然后一直活到了83岁才驾鹤西去。

道长、赖通父子俩一前一后总共八十来年的摄关政治，使得日本皇权从此名存实亡，而且他们不仅操控中央，就连地方也不放过，在那八十多年里头，许多国司的任命也全都出自他们爷俩之手。

而底下的国司有了藤原家为后台，更是肆无忌惮了起来，纷纷各自建造港口，直接和大宋展开贸易，跟鸿胪馆抢起了生意，而宋朝那边本来就不禁私贸，更何况中国商人也分不清摄关政治还是地方政治，反正看见日本来的商船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做买卖，久而久之，天皇的中央朝廷能赚到钱才怪了。

对于藤原家的摄关政治，全日本的反应只有四个字：人神共愤。

首当其冲的是半仙皇家，那必然是不高兴的，为了抗衡藤原家，历代天皇采取的对策叫院政。

所谓院政，通俗来讲，就是拼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