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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回国,我到北大来工作。
我兴趣最大、用力最勤的佛教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由于缺少起码的资料,已无法进行。
我当时有一句口号,叫做:&ldo;有多大碗,吃多少饭。
&rdo;意思是说,国内有什么资料,我就做什么研究工作。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不管我多么不甘心,也只能这样了。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翻译文学作品的。
解放初期,我翻译了德国女小说家安娜&iddot;西格斯的短篇小说。
西格斯的小说,我非常喜欢。
她以女性特有的异常细致的笔触,描绘反法西斯的斗争,实在是优秀的短篇小说家。
以后我又翻译了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翻译了《五卷书》和一些零零碎碎的《佛本生故事》等。
直至此时,我还并没有立志专门研究外国文学。
我用力最勤的还是中印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
我努力看书,积累资料。
50年代,我曾想写一部《唐代中印关系史》,提纲都已写成,可惜因循未果。
十年浩劫中,资料被抄,丢了一些,还留下了一些,我已兴趣索然了。
在浩劫之后,我自忖已被打倒在地,命运是永世不得翻身。
但我又不甘心无所事事,白白浪费人民的小米,想找一件能占住自己的身心而又能旷日持久的翻译工作,从来也没想到出版问题。
我选择的结果就是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
大概从1973年开始,在看门房、守电话之余,着手翻译。
我一定要译文押韵。
但有时候找一个适当的韵脚又异常困难,我就坐在门房里,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大半都不认识,只见眼前人影历乱,我脑筋里却想的是韵脚。
下班时要走四十分钟才能到家,路上我仍搜索枯肠,寻求韵脚,以此自乐,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上面我谈了六十年来我和外国文学打交道的经过。
原来不知从何处谈起,可是一谈,竟然也谈出了不少的东西。
记得什么人说过,只要塞给你一支笔,几张纸,出上一个题目,你必然能写出东西来。
我现在竟成了佐证。
可是要说写得好,那可就不见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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