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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二审开庭（第2页）

抗诉书中所谓犯罪事实的认定，既无证据支持，也不能自圆其说。

关于2万元贪污问题，起诉书及抗诉书中，均认为是邓衡岳编造邓衡岳的名义将公司2万元据为己有，事实上检察机关认定的证据并不是长城公司的账目，而是省百货公司财务科所提供的依据，而在长城公司的账册中清楚的记载着公司尚欠邓衡岳应付款，否则我的当事人为何要自己打条子领钱，对这一行为公诉机关始终未搞清楚。

关于我的当事人领走元问题，公诉机关也未搞清楚来龙去脉，根据公诉方提交的证据和市政府就小西湖立交桥拆迁补偿办法及长城公司购买房屋使用权合同规定，经过计算长城公司仅能获得二十余万元，而邓衡岳作为经手人已将长城公司应得补偿款拿回并全部进入公司账。

偿还给了职工的集资款。

这在起诉书1也讲得很清楚，是按规定领取的。

而元“拆迁补偿款”

是对快餐馆装修的补偿。

2000年后期，长城公司职工在本案证人刘泰槐等人的组织下，所有职工不在上班，一下子解体，账、物均甩给了邓衡岳一个人，从此以后长城公司一直无人过问，邓衡岳只能采取自救，他在无任何收入的情况下，用公司拥有使用权的房屋，开一餐馆谋生，而餐馆要装修，购买设备、设施、要雇人。

这些都要用钱。

我的当事人用借、欠等方法把餐馆开起来经营了一个阶段后，即赶上拆迁，根据拆迁政策是应当获得补偿的。

检察机关收集的拆迁公司证明及金城西法院的说明也都证实，房屋拆迁时装修补偿是另行计算的。

长城公司账目管理混乱，是有特殊原因的，这固然与邓衡岳作为风险承包人的认识有关，也与其他分管人员不负责任有关，就像当时管账的刘泰槐、管物的罗建华他们没有任何责任，想干就干，想走就走，不办理任何移交，造成公司账、物不清，也就是他们认为是邓衡岳个人风险承包经营，所以，我的当事人在经营中的账物不清，个别用发票冲账与贪污是有明显区别的。

公诉机关在指控邓衡岳贪污时，所用证据中，部分账册记载是由华西省百货公司财务科出具的，也就是说公诉机关用省百货公司所提供的账来证明长城公司经理贪污。

证据显示，省百货公司和长城经贸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这一性质决定了两个公司的关系，如公诉机关认为省百货公司是长城经贸公司的上级公司，有权提供省百货公司的账册证明长城公司经理贪污，那也应由省百货公司出具正式的审计报告来证实，而不应由财务科长在一张纸上随意写上几笔就来证明邓衡岳贪污。

需要明确的一点，邓衡岳出任长城经贸公司经理、法人代表并不是出于单位委任，而是基于双方的“风险承包合同”

，邓衡岳在长城公司行使权力，承担义务不同于正常情况下的国营公司，它是“戴红帽企业”

。

而是应按“风险承包合同”

进行，这是本案的特殊之处。

另，关于长城经贸公司成立时，省百货公司曾借给长城公司30万元购置房屋使用权问题，公诉人提出既然买房子的钱是百货公司出的，房子就是百货公司的，补偿款应归百货公司，这一论点非常错误。

第一，双方挂账均认为是“借款”

；第二，购房主体是长城经贸公司；第三，长城公司已经将房款还清。

所以，拆迁补偿款当然应当归长城公司所有。

若按公诉人理论，当事人向银行借钱买房，房子就是银行的而不是当事人的，可能吗？

审判长、审判员：

邓衡岳作为长城经贸公司法人代表，属风险承包经营，这一基本事实存在，在没有对长城公司进行财务、经营审计的情况下，公诉机关即以另一公司出具的、无任何依据支持的证明邓衡岳贪污，并不顾2000年后，邓衡岳即以下岗无人过问公司情况这一客观事实，从邓衡岳经营七八年中抽出三笔账，不问前因后果，不考虑整体情况，即指控邓衡岳贪污，这既不客观，也不公正，更不公平。

这三笔账在邓衡岳的经营中如何认定，只有对其承包经营整个情况审计后才能查明。

一审判决客观的分析了涉案证据，认为本案证据不足，不能认定邓衡岳有罪，从而判决邓衡岳无罪是正确的，检察院的抗诉也没有提供任何新的罪证，抗诉无理，请贵院依法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邓衡岳在个人陈述过程中，就金城西检察院在抗诉书中所提到的承包合同没有公章一事为法庭递交了盖有百货公司公章和法人签字的原始合同，还就长城公司成立初期借用百货公司三十万元欠款归还收据递交了上去。

充分证明了长城公司没有一分钱的国有资金投入，所用资金全部都由职工集资和银行借贷而来，九年多没在百货公司领过一分钱的工资，证据显示自邓衡岳下岗失业以来百货公司也没有给交过五险一金。

实际上长城公司就是一个“戴红帽企业”

。

另就长城公司歇业以后，自己的法人资格自然消失，省百货公司也不闻不问，更没有进行财务清算和审计，给了《下岗证》，实际上百货公司已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关系，邓衡岳自谋职业，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贪污罪的主体资格不符。

庭审结束了，法庭当厅没有作出判决，邓衡岳又回到了百姓旅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