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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反理学时期（第2页）

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

（《答李子德书》）

“考文”

便是校勘之学，“知音”

便是音韵训诂之学。

清朝一代近三百年中的整治古书，全靠这几种工具的发达。

在这些根本工具的发达史上，顾炎武是一个开山的大师。

我们举一条例来证明他治学的方法。

《书经·洪范》有这二句：

无偏无颇，遵王之义。

唐明皇说“颇”

不协韵，当改作“陂”

字。

顾氏说“颇”

字不误，因为古音读“义”

如“我”

，与“颇”

字正协韵。

他举了两条证据：

1.《易·象传》：鼎耳革，失其义也。

覆公悚，信如何也。

2.《礼记·表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

仁者人也，道者义也。

这样用证据来考订古书，便是学术史上的一大进步。

这便是科学的治学方法。

科学的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

这个方法不是顾炎武始创的，乃是人类常识逐渐发明的。

“证”

这个观念本是一个法律上的观念。

法庭讯案，必须人证与物证。

考证古书，研究科学，其实与法官断案同一方法。

用证据法来研究古书，古来也偶然有人。

但到了十七世纪初年，这种方法才大发达。

在顾炎武之前，有个福州人陈第作了几部研究古音的书，——《毛诗古音考》等。

陈第的书便是用证据作基础。

他在自序里说他考定古音，列“本证”

“旁证”

两种：

本证者，《诗》自相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