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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2页）

地主在保正的帮助下，逮捕了几名动手的佃户关在私牢中，老施二又组织民众，&ldo;将业主寓所、保正房屋肆行烧毁&rdo;，救出被捕之人。

不久，靖江县也发生要求减租、抗租的风潮。

乾隆六年八月，靖江县贫民沙九成等人&ldo;纠集多人，私立合同，喝令罢市，希图挟官报灾，免粮赖租&rdo;。

除了抗租之外，抗税斗争也越来越普遍。

由于农民普遍贫困化，越来越多的人种不起地。

乾隆十二年（1747年），河南罗山县农民集体抗税，&ldo;刁徒七八百人各执木棍铁锨等物，并挟有草束，又复前来，公行叫喊，奉旨不完钱粮，不许差役催追旧欠&rdo;。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江苏江阴县也出现大规模的抗税斗争，&ldo;是年秋，邑大旱，有司不以上闻，征税如故，西乡民相率哄县堂，人挟苗一束委弃庭中，顷刻山积。

阍者以大言吓之，几至激变&rdo;。

虽然在经济上对农民、特别是贫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权利上，乾隆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的皇帝。

他全力维护农民的生存权乃至温饱权，但是绝不允许农民有政治表达权。

因为统治者最热爱的是稳定，而维护稳定的最核心手段则是维护纲常。

一旦纲常紊乱，则统治者必然受到威胁。

所以，乾隆对于老百姓，有着对比鲜明的两副面孔：

对于安分守己的&ldo;良民&rdo;，他&ldo;视如赤子&rdo;。

对于不守本分的&ldo;刁民&rdo;，他则视如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应该说，民众斗争的风起云涌是清王朝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表现。

经济总量的扩大，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造成经济冲突和经济纠纷日益增多。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民众的政治意识、权利意识也同步觉醒，社会上出现一些自发的维权组织，这本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难得契机。

乾隆年间，在地主与佃户的经济冲突中，佃户们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组织性。

他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用演戏、赛会、歃血、结盟的方式团聚起来，有组织地和地主进行斗争。

有的地方出现了铁尺会、乌龙会、长关会等组织。

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邵武佃农杜正祈等&ldo;结无赖子数十人，屡与田主搆难。

恃拳勇，入市强横，久之党渐众，遂阴蓄异谋，人给一铁尺，号铁尺会&rdo;。

有的地方还设立会馆，推举佃长，甚至组织武装，与地主们公开对抗。

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面对这种形势，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恐惧。

在乾隆看来，&ldo;涓涓不绝，将成江河，萌芽不剪，将寻斧柯&rdo;。

在乾隆时代，一切民众聚集事件都被视为敌对事件。

为了防微杜渐，他必须在&ldo;群情汹涌之初&rdo;，&ldo;擒首恶以儆余凶&rdo;。

乾隆规定，严禁民间结盟、罢市、聚众殴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么&ldo;不分首从，即行正法&rdo;。

乾隆六年（1741年），户部宝泉局，也就是相当于今天财政部印钞厂的两千多名工人，因反对工头克扣工资，停炉罢工。

步军统领衙门出兵弹压，工人们&ldo;俱登厂内土堆，抛砖掷瓦喊叫&rdo;，官兵竟向手无寸铁的工匠施放鸟枪。

事后，乾隆帝还因为没有杀几个人而嫌官兵镇压不力，朱批道：&ldo;办理殊怯矣！

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何妨。

&rdo;&ldo;此等刁风，甚属可恶……着舒赫德等严访为首之人，务必重处，以警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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