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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3页）

若因此遂增致长刁风，挟制官长，扰及赈务，则是自干罪戾，不能承受国家惠养之恩矣。

（《清高宗实录》）

意思是说，这起案子的处理，是因为我洞察一切，主动发现，并不是因为彭家屏的奏报，也不是因为&ldo;一二刁民&rdo;告御状。

如果以后谁效仿这几个&ldo;刁民&rdo;，以下犯上，那么必然要受到国家的严惩。

这一道上谕，体现了皇帝在面对民间政治参与热情性时的进退两难。

面对汹汹民情，乾隆全力以赴，高筑坝垒，将其约束在&ldo;纲纪&rdo;的河道内。

那么，底层民众受到冤屈，就只能等死吗？

乾隆认为，这种情况下，群众有权利上访。

但是，一定得在国家政策规定内，一级一级来，不能&ldo;越级上访&rdo;，更不能采取&ldo;聚集&rdo;&ldo;闹事&rdo;等危险手段。

皇帝的理论是，&ldo;至该处百姓，如果追比负屈难伸，应赴上司衙门控告，乃敢聚众赴署，纷纷殴闹，此风断不可长&rdo;。

&ldo;应赴上司衙门控告&rdo;，这便是皇帝所开具的普通百姓对付贪官污吏的唯一办法。

就是说，你必须在体制内反映申诉，寻求解决的办法。

问题是，传统社会体制内的申诉机制常常是失效的。

底层百姓的上访，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被上级发回基层处理。

如果&ldo;赴上司衙门控告&rdo;遭到拒绝，被发还原县锁系，又怎么办？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九月，湖南新宁县百姓刘周佑到知府处控告新宁县县令营私舞弊，代理知府不问青红皂白，将案子发回新宁县处理。

新宁知县利用职权，挟私报复，把刘周佑关押在监。

县民忍无可忍，纷纷罢市以示抗议，事情被汇报给了皇帝。

这种情况下，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抗官之案，虽事涉有司，应行参处，亦必首惩纠众之人。

而于官员应得处分，不即汲汲究治，诚虑匪徒因此长奸，不可不防其渐也。

就是说，对于百姓对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严惩。

而对官员的处理，不可过重。

因为如果严处官员，那么百姓必然得到鼓励，以后会变本加厉，益发助长了&ldo;以下抗上&rdo;的&ldo;歪风邪气&rdo;。

用乾隆自己的话说就是&ldo;刁民闹事而即参知县，将使刁风益炽矣&rdo;，&ldo;将来愚顽之徒，必且以此挟制官长，殊非整饬刁风之道&rdo;。

乾隆的这个逻辑，在处理夏邑县事件时也得到了另一次清晰的解释。

乾隆在给夏邑人的另一篇谕旨中，如此告诫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