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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生命的最后几年,表面上风光无限,但他的处境是十分孤寂的。
也难怪,被最高权力所仇视,日子能好过得了吗!
有人这样评论这个时候的胡适: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
的采访对象,而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
……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
的可悲人物!
他的声誉,也正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
,糟塌得不成样子了!
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
。
虽然如此,可是,发自“威权领导中心”
及其“文化打手”
的“围剿胡适”
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胡适先生怎么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
1961年2月,胡适又因心脏病发作,住了两个月医院。
逐渐脱离危险后,到4月便勉强出院。
因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只好暂借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房屋,疗养了两个月。
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大闹水泻。
真是多灾多病,衰老不堪了。
10月间,夫人江冬秀从美国回来,家人团聚,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适,毕竟也稍添些慰安。
可是到11月,又因发表一篇演说,竟招来狂风暴雨般的又一次“围剿”
。
11月6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
在台北开幕。
胡适推却不过洋人的纠缠,应邀赴会,作了三十分钟的英文讲演,题目是“socialgesnecessaryfrowthofsce”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全文如下: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这个题目,不是我自己定的,是负责筹备的委员会出给我的题目。
这题目的意思是问:在我们远东各国,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呢?
到这里来开会的诸位是在亚洲许多地区从事推进科学教育的,我想一定都远比我更适合就这个大而重要的题目说话。
我今天被请来说话,我很疑心,这是由于负责筹备这个会议的朋友们大概要存心作弄我,或者存心作弄诸位:他们大概要我在诸位的会议开幕的时候做一次advocatusdiaboli,“魔鬼的辩护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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