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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长崎事件（第3页）

这是实话，俗话说互相打架两败俱伤，日本方面自然也不可能毫发无伤，他们的警察死了2个，伤了20个，此外还有好些不明真相就乱入其中丢砖头倒开水的围观群众也受了伤。

对此，李鸿章明确表示，多说无益，赶紧赔钱。

当时日本的外务大臣叫井上馨，哥们儿对李鸿章说，我们谈谈吧，李鸿章说OK，谈就谈吧。

于是，他派出了北洋的外交顾问，后来被誉为近代中国外交之父的伍廷芳先生，双方就长崎街头斗殴一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伍廷芳口口声声罪在日本，并且三句话不离镇远定远，意思很明确：你是要出钱呢，还是要出血。

井上馨被弄得只有招架之力，非常弱势地表示，这事情纯属误会，还请伍先生火气不要那么大。

对于他的说辞，伍廷芳是非常不屑的，他表示既然是误会那也无妨，不过钱总是要赔的，可以看在误会的分上，给你打个折，减掉几万，如何？

井上馨则坚持认为，打折降价都好商量，但既然是误会，那你们也该赔给我们钱吧？

伍廷芳说我累了，先回宾馆睡觉去了，改日等有空了再说吧。

井上馨说明天我就有空。

伍廷芳说是等我有空。

这话说得倒是硬气，但实际上倒也并非是这么一回事儿。

大清的镇远和定远此时就在长崎外，这是事实；镇远和定远很厉害，这也是事实；尽管两艘船缺弹少药，可并非是弹尽粮绝，真要打，还是能射出那么几发来的，这依然是事实。

基于上述事实，水师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曾亲拍电报，建议李鸿章下令开战，直接拿大炮轰他娘的长崎。

但被拒绝了。

同时拒绝这个建议的还有丁汝昌。

这个行为被后世的好些人认为是懦弱保守，胆小怕事，其实不然。

长崎是当时亚洲著名的港口，也是九州的经济中心，这个众所周知，但除此之外，那地方更是一座要塞，外围有工事也有炮台，颇具战斗力。

所以李鸿章和丁汝昌认为，尽管自己手握大炮巨舰，可要是贸然地跟一座要塞对轰，并非明智之举。

这显然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做出的正确决定。

不过，不打算动手并不代表不打算以动手为名相要挟。

就在伍廷芳跟井上馨扯淡的那会儿，当月的20日，李鸿章在天津紧急召见了日本驻清公使，波多野章五郎。

李二先生当年已经六十有八了，不过身体依然相当健康，气血旺盛，尽管波多野章五郎坐着离他有好一段距离，却依然可以感受到对方浑身上下的怒火。

“公使阁下，你知道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吗？”

波多野公使当然知道李鸿章说的是哪些事情，但他还是装了一回傻，假惺惺地问道是啥事，莫非天津的菜价又涨了？

“我说的是日本，不是大清！”

李鸿章怒称。

波多野依然保持着很无辜的脸色：“目前尚未有电报送来。”

见对方装傻水平居然已经到了这般炉火纯青的地步，李鸿章也就不再绕弯弯了：“最近，我刚收到过一份电报，说你们长崎的警察跟我大清的水兵发生了群架事件，双方互有伤亡。”

“那么，电报上有没有说群架的原因和伤亡的具体人数呢？”

李鸿章强压怒火，摆出了一副相当耐心的表情进行了讲解：“原因并未详细说明，但大致是因为水兵上陆购物引起的，这个不会错，伤亡人数的话我们这边死了5个，受伤几十个，你们那边我就不知道了。

但有一点，贵国警察如此暴乱，公然在大街上若无旁人地行凶，着实让我感到震惊，长崎县警是归长崎县管的吧？”

波多野说没错，长崎县警察的确归长崎县管，不归鹿儿岛县管。

李鸿章：“对于此事，长崎县政府必须负起责任来。”

波多野表示这个好说，还有一件事儿得问问清楚：“贵国水兵上岸的时候，有携带武器吗？据我所知，海军的话即便不带刀枪，随身也会带着一些用来割绳子之类的小刀，这种东西一般是不离身的。”

这话不说倒还罢了，刚一说出口，李鸿章就勃然大怒：“这次上岸，水军提督丁汝昌就是考虑到两国交好，连你说的那种小刀子都让他们给卸下来了，可你们的警察，却扬起长刀砍我国手无寸铁的士兵，这真是让人觉得太过分了！”

李鸿章越说越气，波多野想插话都没机会，老爷子一边拿拐杖敲击着地板一边又接着说道：“你们国家长崎的警察跟我们国家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用刀用枪赶尽杀绝？我记得几年前，也是在长崎吧？也是警察吧？砍杀了我国侨民一人，我说你们到底打算怎样？今天我干脆就把话给挑明了吧，就在昨天，我大清舰队的英国总教官琅威理发电报跟我说，水师已经整装待发，随时可以跟你们日本开战，而我念在两国交往千年之久，所以给否决了，公使先生，你看如何？是不是要跟你们真刀真枪地干一场，你们日本才肯善罢甘休哪？”

李鸿章说的三四年前警察砍华侨一事儿，还真有，那是发生在1883年（明治十六年）的时候，一个在长崎的中国哥们儿因为吸食鸦片还拿出去贩卖，结果被日本的警察给追捕，在此过程中双方引发了抓捕和拒捕事件，然后那位中国人非常不幸地被警察给一刀送上了路。

事后清政府虽说因为自知理亏所以也没怎么深究，但总觉得心里硌硬得慌，毕竟只是贩个鸦片，你抓就抓了，他拒捕你用棍子打一顿那不还是能抓吗？没必要活活砍死吧？